本文於2015年5月9日刊於BeautiMode創意生活風格網

3月時,亞洲的幾大時尚盛事吸引了時尚界的目光:首爾時裝週規模浩浩蕩蕩,而第一次舉辦的深圳時裝週,更是讓外界為之一亮,儘管因為經驗不多,造成一些美中不足之處,但光是願意邀請國外策展團隊全力打造,就足以看見他們企圖將自己的城市,打造成亞洲新興時尚之都的野心。

過去一年多來訪問了許多台灣優秀的時尚設計師,聽了不少關於他們在光鮮亮麗背後的甘苦談,儘管無論哪一個行業,創業之路都是辛苦的,但看著其他條件相仿的亞洲國家的時尚產業逐漸成熟,努力不比別人少的台灣設計師品牌,卻依然走得艱辛。有感於此,我們決定要透過專題採訪,試圖從對話中,爬梳台灣時尚產業的問題,並尋找國外經驗當作借鏡。所以本次我們邀請了SHAO YEN共同創辦人暨時尚設計師經紀人莊國琳接受訪談,以他和台灣旅英時裝設計師陳劭彥一同打拚的親身經驗,與我們分享他的看法。

SHAO YEN品牌公關、時尚設計師經紀人莊國琳(攝影/Yuling Chiu)
SHAO YEN品牌公關、時尚設計師經紀人莊國琳(攝影/Yuling Chiu)

台灣獨立設計師面對的困境

「一般來說創立品牌會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資金跟人力。」莊國琳說:「不過獨立設計師同時還要面對精品,也就是大品牌,還有近年風靡全球的平價時尚品牌的夾擊。獨立設計師的品牌價格因為量少,所以單價較高,它們的價格幾乎是可以買大品牌的東西,消費者在權衡的結果之下,他會選擇買大品牌的東西,因為那是身分的象徵。」生產方面,台灣獨立設計師也要面臨工廠外移,留在台灣的工廠幾乎都不太想接小量生產,再加上台灣很多好的面料都外銷,這些設計師都只能在國外買台灣製造的高級面料,而且目前台灣許多大廠的強項是機能性布料,很多都是國外運動大廠或是國際平價時尚的指定代工。

此外,以台灣而言,莊國琳認為還有很多環境和社會風氣的問題:「像是現在的薪水倒退,很多人想支持新銳設計師,但是他們可能連房子及車子都買不起了,甚至是存錢都有困難了,不太有能力再去支持新銳設計師,他們也需要看個電影、或是出去娛樂,對這些想支持新銳設計師的人來說,目前他們也只能買個平價時尚的衣服,工作或是穿出去能夠體面就好啦,不用到很有個性的穿著。這就是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倒退。啊,很多面向啦,新銳設計師面對的整體大環境挑戰,就是二個字『辛苦』。」說到此處,莊國琳無奈地嘆了一口氣。

儘管全球市場都面臨消費M型化的現象,但長期觀察英國時尚的莊國琳表示,英國反而因此更重視新銳:「他們覺得,不能讓快速時尚(Fast Fashion)擊垮時尚界,因為他們覺得再這樣下去時尚界會垮,因為沒有新銳出來,產業人力會有很嚴重的斷層,未來會造成很嚴重的衝擊,包含各個面向。」

莊國琳認為,台灣的服裝相關產業已經出現人力斷層的現象,原因除了新銳出頭不易,另一個原因則是價值觀尚未被扭轉。

台灣不尊重工藝師,在義大利或是日本,工藝師就是國寶,在台灣就是被看待成為工人。

「台灣很可惜的是老師傅斷層,年輕人不願意打版裁縫啊!都只想當看起來是光鮮亮麗、頭銜好聽的設計師,但一個市場不可能會有那麼多設計師的需求,而且台灣不尊重工藝師,你看在義大利或是日本,工藝師就是國寶,在台灣就是被看待成為工人,我很了解那種情況,因為我媽媽就是一位手藝很好的訂製服打版師及裁縫師,我們家3個小孩是靠她的手藝扶養長大,但她都說她只是一個做裁縫30多年的做工仔人。其實工藝師,在國外的收入很高。打版師跟裁縫師可以賺很多,在英國請一個打版師很貴,其實做品牌久了你會發現,版師其實才是品牌的靈魂,因為很多設計師的創意是很天馬行空,要靠的就是打版師把他們的創意執行出來,執行不出來,也只是紙上談兵,做白日夢而已,白日夢很多人會做,但怎麼執行出來才是重點,所以版師是一個品牌的靈魂,但他們常常是被忽視的一群。英國有很多年輕人要做打版跟裁縫,因為收入不錯,比上班族高很多。在國外很多年輕人願意做打版師的工作,他們知道這是很大的市場。」莊國琳說道。另外台灣的教育體系也有值得討論的地方,之前其實存在一些「家商」、「家專」或是職業學校,他們都有相關課程去教育想從事這一行的年輕人,目前在高職的相關課系就比較少,但他們其實才是能否串接這個產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錯誤的教育政策,像是校系合併等等,讓這些很不錯的技職學校消失,這是很值得政府去重新思考教育政策的地方。

會有這種人力不均衡的現象,莊國琳認為原因出在對於產業的誤解,他強調設計師只是品牌的一份子,不是高高在上:「像Marc Jacobs最後幾乎是不做設計,有很多人幫他做設計,由他來審稿,他如果要再下去設計的話他就會累死啊。但新銳又不可能說不做設計,因為他們不是Marc Jacobs啊。我覺得設計師的角色比較像電影導演,就是統籌,一部電影絕對不是只有導演一個人,還有演員啊、燈光師、配樂師、造型師,才能成就一部電影。台灣有點閉門造車啦。」

普遍不重視美學價值的社會風氣

「台灣就是沒有強調美學帶來的價值,覺得國外月亮比較圓,可是台灣有很多工藝很特別。而且我覺得台灣有很多人才被埋沒,躲在看不到的角落,只是看社會怎麼樣定位他們及尊重他們,國外看待這些人就是以工藝師的角度看待,地位不會輸給老師、律師或醫師。我覺得這就看你要怎麼看待設計,在台灣,背後那一群協助設計師默默付出的人,往往是被忽略的,光環永遠在設計師身上,台灣應該要有工藝師的制度建立。」莊國琳說。

莊國琳具有商學、媒體傳播及影像藝術創作的背景,和出身宜蘭的旅英設計師陳劭彥合夥經營服裝品牌SHAO YEN之前,是當代藝術界的藝術經紀,曾經任職於琉璃工房和大趨勢畫廊,這樣的背景,再加上從小在擔任打版師及裁縫師的母親身邊長大,後來轉戰時尚圈對莊國琳來說一點也不陌生。

會決心轉換跑道,從藝術到時尚,完全出於一顆單純想扶植後進的心,當時古又文還沒參加後來讓他轟動一時的美國Gent Art設計大賽,正急著尋求贊助時,莊國琳有感於古又文和他雷同的單親家庭之成長背景,於是決心義務幫忙,不收取任何費用,動用自己出社會後累積的所有人脈幫他完成理想,然而過程卻相當不順利:「那時候很慘,完全沒有人想支持他,因為他當時沒有名氣,沒有人想理他。那時候找錢最痛苦,文建會沒有適合的項目可以補助,而且錢要在結案後才能拿到,但就沒錢了還要先自己墊錢,身邊沒有那麼多錢能墊。我也找過一些企業大老闆,可是老闆因為不認識他,所以就沒成功,再者,這些老闆都會覺得贊助藝術就好了,幹嘛贊助時尚。」

台灣人有點在羨慕跟限制、恐嚇的底下叫小孩子不要創業,可是又很希望小孩子賺大錢。但國外就不是這樣,他們覺得你就去試吧!

「其實在我待琉璃工房的時候,覺得工藝界很辛苦,因為台灣不是很重視工藝師,補助經費不多,投身到當代藝術界時發現,情況相同,但受重視的程度比工藝界好一點,因為那時候當代藝術正火紅,之後進入到時尚設計界才發現,新銳設計師的困境更嚴峻,大家對時尚設計很陌生,而且都不太願意贊助,因為時尚的給予台灣多數人的印象就是浮華且不切實際,另外時尚設計對這些贊助者來說,商業氣息濃了一點。後來的文創法通過後,讓找政府補助有比較好一點,法源歸屬比較多。」莊國琳接著說。

因為看好陳劭彥的才華及低調努力的個性,更重要是他很喜歡玩藝術跨界合作,因此決定跟他一起合開公司、創立品牌。一直以來,倫敦都非常鼓勵來自全球的年輕設計師自創品牌,產業政策也很支持。莊國琳對於台灣人看待創業這件事情有些感觸:「我覺得台灣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大家會去羨慕別人賺大錢,可是當自己的小孩子要去創業的時候,家長卻會澆冷水說:『你有可能成功嗎?』他們都會先打一個問號,可是他們又很羨慕別人創業成功。所以大家會有點在羨慕跟限制、恐嚇的底下叫小孩子不要創業,可是又很希望小孩子賺大錢。但國外就不是這樣,他們會覺得就去試,很多人都是從家裡的倉庫客廳開始做,你看蘋果的賈伯斯或是微軟的比爾蓋茲不就是這樣嗎?,台灣家長就是會比較限制、比較擔心。」

SHAO YEN從品牌創立開始,就透過四處贊助,以及莊國琳和陳劭彥向家人借錢、接案子、向政府申請補助,和許多周遭的朋友不收取任何費用,或是象徵性地收一些基本工本費的全力支持幫忙,兩人創業前四年不支薪水,並把得來不易的經費再投入品牌中,中途曾好幾度想放棄,因為真的太難了,靠的全是熱情、意志力支撐,再加上身旁朋友們的鼓勵,以及媒體朋友的默默支持,才得以將品牌的生命延續至今,莊國琳說,若不是如此,這個品牌應該在2、3年前就陣亡了。光靠設計師有才華絕對是不可能存活下來的,因為有太多的因素左右品牌的生存,創品牌很容易,人人都可以創自己的品牌,但是要生存下來,除了堅持之外,還有很多要面對的嚴苛條件。

莊國琳進一步表示:「我們品牌未來會不會繼續存活下來還是個未知數,因為太多未知的變數,但我希望未來的時尚產業環境會是愈來愈好,因為不太希望他們未來會和我們遇到同樣的產業面問題,所以才會和大家分享目前外國的時尚產業是怎麼在發展的,真的很希望有愈來愈多有才華的新銳設計師被看見,因為一個產業要好,絕對不是只靠幾位設計師好就可以發展的起來,要像英國一樣,很好的新銳一直出現,產業才有希望,我看到身邊有很多很有才華的設計師,不管在國內或國外,但他們很多是被埋沒的,但我個人能力及資源真的還是有限,所以希望政府能看到產業面的情況,看怎麼樣去改善時尚的大環境、去重視技職教育,並且去扶植更多新秀,畢竟所有時尚強國都是政府的力量支撐起來的。」

韓國時尚產業崛起靠企業和政府聯手扶植

談論近年的亞洲時尚,韓國絕對不會在議題中缺席,韓流時尚的魅力風靡全亞洲,不僅首爾時裝週辦得有聲有色,連一線精品香奈兒都相中他們旺盛的時尚活力,特別將2016年早春渡假系列發表會移師首爾舉行。

關於韓國政府對待當地時尚產業的野心,古又文曾在自傳《不被殘酷的神支配》p.118中提到…

「2007年7月的2次參展時,我是在場唯一的台灣設計師,在我對面一整排的,全都是韓國設計師,而且他們個個看起來年紀都很輕,當時我過去跟對面攤位的一位韓國人閒聊,原來這個人是韓國某所學校的服裝設計系老師,他此行是帶著學生,以及學生的畢業作品,參加香港時裝週,見識國際市場。

我原本以為,那都是校方的安排,但那位老師告訴我,那是韓國政府的政策,他們每個攤位都代表一所學校,然後一個攤位內大概塞進20幾名學生的畢業作品。

雖然這些韓國學生出來參展,個人的作品並不能獲得良好的待遇,但至少他們可以在踏出校門的那一刻,就直接見識到國際市場的實際狀況,學習如何應對買家、估算報價。畢業後,若是真心想朝國際市場發展,至少也都知道該如何踏出第一步。

我回台灣後開始蒐集資料,調查韓國政府對時裝產業的各項動作,了解到,當時在香港看到的,應該就是韓國政府推動的『米蘭計畫』之一,是韓國政府推動時裝產業升級的大動作規畫。

我是靠好不容易得到的參展機會,才能夠深切體會到國際市場的重要性,而這樣在台灣難能可貴的機會和體驗,對韓國的服裝院校應屆畢業生來說,居然可以這麼輕易就獲得。我只能說,香港參展的經驗,除了讓我了解國際服裝市場的運作模式外,也讓我見識到了亞洲其他國家對服裝產業的不同戰略。」

除了古又文提到的米蘭計畫之外,莊國琳表示韓國在地企業對於國內新銳設計師的提拔也是不遺餘力:「韓國很可怕,韓國有時尚基金,fashion fund,就三星辦的,三星還有三星時尚學院,他們很重視這一塊,台灣很可惜,台灣就是覺得時尚是奢侈品,感覺距離很遙遠。」

韓國「米蘭計畫」:1998年韓國制定《大邱、慶北地區纖維產業培育方案》,提出「米蘭計畫」,希望紡織之都大邱在服裝和技術上分別達到義大利及德國的水準,成為東方的米蘭。
*三星時尚基金(SFDF,Samsung Fashion & Design Fund):創立於2005年秋天,致力於發掘在世界各地活躍的韓國新銳設計師,為其提供系統化和實質的協助,讓設計師不再孤軍奮戰。

莊國琳說台灣科技產業其實已經有很多政府給的免稅政策及產業優惠福利,應該要像三星這樣,完全贊助新秀,不要求接受贊助的韓國新秀們回饋,這對企業本身並不會造成任何負面的影響,甚至有可能帶來無形的形象資產,回歸到價值觀的問題,完全取決在如何看待贊助這件事情:「三星跟Apple為什麼會賣,因為他們賣的就是時尚感。三星時尚基金是被全球時尚界持續討論的,劭彥在聖馬丁藝術學院研究所的南韓同學J.JS Lee,一開始就是三星贊助的。看你怎麼看待贊助這件事情,他們就是『我是韓國人,我是韓國企業,我一定要支持韓國的時尚產業,我一定要支持在全球各地發展的韓國設計師』,他們看到的是,手機跟時尚可以有所連結的,那會讓我的手機價值提升,之後手機就可以打入名人這一塊,所以他們很敢砸錢贊助時尚。」

南韓設計師品牌J.JS LEE 2014年秋冬系列作品(圖/J.JS LEE FB)
南韓設計師品牌J.JS LEE 2014年秋冬系列作品(圖/J.JS LEE FB)

中國大陸時尚產業興起靠民族團結

同樣讓人在意的,還有中國設計師的崛起,很多人都認為,中國設計師漸漸在各大時裝週上嶄露頭角,是因為坐擁龐大的資金,但莊國琳認為,這並不是全部的原因:「他們很多人都曾得過很大的獎項,很努力,也很有才華,更重要的是他們民族主義很強。之前馮麗媛就穿著『無用』四處跑,她很知道自己是第一夫人,有義務幫中國設計師。台灣就還沒什麼這種意識,雖然之前周美青曾穿台灣新銳設計師的衣服,但次數很少、我是覺得如果政治人物或企業普遍都有這種意識的話,你的新銳就有機會啊,如果沒有這種氛圍,出席各大場合,還是穿國外品牌的話,新銳設計師還是很辛苦啊。這是我看到的啦,問題一直在,不過無解啦,因為新銳設計師是沒有管道去認識達官顯要,除非你是富二代或官二代,要不然就真的只能靠這些名人的自我意識,力挺自己的本土新銳。」他無奈地表示。

中國大陸推廣設計師,不會只有在國內推廣,會把設計師帶到國外。很多涉及商業貿易、是檯面下的東西。

另外中國大陸也有不少藝人開始力挺新銳設計師,像是紅遍兩岸的《我是歌手》,歌手尚雯婕就力棒年輕新銳設計師,連續穿了6套包含萬一方、MASHA MA、白莫媞、莫羽騰等不同新銳設計師的作品,透過《我是歌手》的高收視率,不僅幫助了新銳設計師的媒體曝光,也強化了她個人正面形象,而且造型感十足,很多人覺得她是個力挺新銳設計師的新生代藝人,自然能夠吸引一大票文青粉絲支持她,並引起很多媒體的關注:「MASHA MA好像是負責幫尚雯婕做造型,但我不是很清楚這是造型師的建議,還是尚雯婕的想法,還是經紀公司的意見,總之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合作案例。」莊國琳表示。

shutong2029-1451804772-9旅英中國新銳設計師品牌SHUSHU/TONG表示,中國大陸有些服裝設計競賽,會提供得獎者留學國外的資助(圖為SHUSHU/TONG  2015年秋冬系列作品,由品牌提供)
旅英中國新銳設計師品牌SHUSHU/TONG表示,中國大陸有些服裝設計競賽,會提供得獎者留學國外的資助(圖為SHUSHU/TONG 2015年秋冬系列作品,由品牌提供)

不僅是當地名人支持,許多在地時尚人士也都非常支持自家設計師,像是中國知名複合精品店「棟樑」、洪晃主理的「薄荷糯米蔥」、知名百貨公司Lane Crawford、香港知名服飾集團Joyce,都為自家獨立設計師品牌提供了良好的販售管道,據莊國琳表示,「棟樑」甚至開始在上海時裝週期間,舉辦「棟樑一日」,當日展示的服裝全是旗下代理的所有設計師品牌。

「而且設計師作品又很國際,所以國際媒體都會很有興趣。然後也會把設計師帶去倫敦時裝週,當地政府也有支持這些活動。像『例外』跟某個新銳設計師,之前就有去倫敦的中國大使館,然後又邀請旅居國外的中國超模,為中國本土品牌走秀,這些超模都是走過LV、Gucci、Burberry等國際大秀的頂尖模特兒,自然會吸引媒體的興趣。再者邀請這些走過大品牌的國際超模為本土品牌站台,還能夠將這些中國本土品牌的形象,和國際精品的形象連結。」

此外,莊國琳說,倫敦時裝週主席當時還有把國外媒體、買家都帶去現場:「中國大陸推廣設計師品牌,不會只有在國內推廣,會把設計師帶到國外,再加上國際中文版又是很有影響力的,廠商也需要曝光,所以國際中文版就可以用這個去和廠商請求協助,大家互相幫忙,很多人也相信這樣對整體環境會有很大的助益,廠商都很樂意力挺。很多是商業貿易的東西、是檯面下的東西。所以你看可以找到時裝協會的主席,這種很重要且有影響力的人來啊。」

舉辦屬於自己的時裝週是最好的解決之道

作為國內最接近時裝週規模的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第11屆展會於4月初落幕,從2006年舉辦至今,這個台北年度最大的時尚展演盛會,相較於去年以前的規模,今年無論是參展國家、品牌、攤位和展會面積都明顯縮水了一半,而對於國內品牌的銷售效益,和知名度的推廣究竟有否成效,外界也不得而知。對此,莊國琳也認為,台灣應該要有自己的時裝週。

不過既然已經有了台北魅力展的存在,台灣為何還必須要有自己的時裝週?針對這個問題,莊國琳分析,因為必須要吸引國外的媒體和買家來台,展會才有其意義:「如果台灣沒有時裝週的話,台灣的設計往往就會落後國際的步調半年,台北魅力展(簡稱TIS)展會裡面常會有當季的和下一季的作品同時展出,也就是春夏跟秋冬混在一起,這在國際時裝週上不太可能發生,時裝週就是提前讓買家買單,如果你看我賣當季的,設計師要交貨給買家的時間就被壓縮了,所以通常時裝週都是提前半年。當你提前半年,買家就可以提前下單,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未來的時尚趨勢是什麼。雖然說台灣沒有這樣的風氣,但風氣是可以培養的,不然很難吸引到國外買家,也很難吸引國外的媒體跟藝人。他們多半不會特地來台灣看當季的作品,除非你有現貨,而且尺寸和他們的消費市場類似,他們才會下單,是有可能吸引到一些同屬亞洲的臨近國際的店家如日本來看,但歐美買家來看的機會幾乎是不太可能,buyer不會來,設計師就不會有通路」。

竇騰璜、張李玉菁去年4月於台北魅力展發表DOUCHANGLEE 2014年春夏系列(圖/紡拓會)
竇騰璜、張李玉菁去年4月於台北魅力展發表DOUCHANGLEE 2014年春夏系列(圖/紡拓會)

另外在TIS展中,會看到紡織品及設計師的作品同時展出,甚至連像寢飾也會一起出現,莊國琳認為這種狀況不僅是展覽的定位有待釐清,最重要的是凸顯了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畢竟紡織大廠才有錢贊助TIS,所以紡拓會必須要把展覽計劃寫在一起,然後也需要做一些贊助者的規劃,因此才會有機能性設計及設計師設計一同出現在記者會上,但其實在國際時裝週也是看不到這樣的情況,或許國外有些展會看的到類似的情況,但是那種展會比較難吸引大的買家、名人出席,而且較難吸引重量級時尚媒體去報導。畢竟設計師品牌不是工業性產品,品牌屬性及通路對象也差很多。」

接著莊國琳也分析,台灣的市場環境店家多半是寄賣,不是買斷,因為店家也有自己的成本考量,所以他們寧願用抽成的方式和新銳設計師談合作,畢竟買太多新銳設計師的作品不易推銷,會有風險,再加上台灣買手制的店家不多,所以新銳設計師在台灣的通路,才會很難打開。

「時尚界的人會覺得,沒有時裝週是很大的遺憾。」莊國琳表示,台北有台北電影節、有金馬獎、有金曲獎、台北藝術博覽會,這都是規模很大,也很受亞洲重視的活動,可是居然沒有時裝週:「這就像從事電影的人,沒有金馬獎,就變成要去大陸參加金雞百花、或是去香港參加金像獎,這樣相關從業人員會有失落感。」他認為,很多台灣有才華的新秀之所以紛紛奔走國外,無法根留台灣,除了台灣市場較小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的環境鏈並不健全。

主辦「時裝週」的組織歸屬問題

然而莊國琳卻認為,這樣的狀態並不完全是紡拓會的責任,因為礙於組織架構的關係,身為財團法人組織的紡拓會,很多時候即使心有餘,也力不足:「其實有時候很多人都會說紡拓會怎樣怎樣,我都會有點替他們抱不平。」莊國琳表示,紡拓會私底下經常協助媒合設計師和贊助商,或是積極替設計師找資源:「像是我們當時跟初衣食午合作就是他們幫忙牽線的。他們是財團法人,所以他們還要去找自己的經費,自負盈虧,也因此就要花很多力氣,我覺得他們很辛苦。」莊國琳接著補充:「而且紡拓會隸屬於工業局底下,工業局就是管比較量化的部分,可是新銳是屬於比較質化的部分,像是小農那樣,講求天然或品質好,但如果你要用工業的角度,一開始就要看量化的話,是會有點兩難的。」

「我覺得TIS很努力做事,紡拓會其實也很想要有自己的時裝週,可是這不是他們能決定的,這是政府的政策,你只要政府決定要成立時裝週,我覺得就有機會。」然而這又會產生新的問題,若真的有台北時裝週,該歸屬哪一個單位?對此莊國琳也說他無法回答,因為現在所有資源都沒有整合。

「台北魅力展」靜態展區(圖/TIS)
「台北魅力展」靜態展區(圖/TIS)

台灣時尚新銳若需要申請政府補助,目前官方管道有工業局、文化部文創司、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服務憑證補(捐)助計畫(SBIR)和各縣市文化局,但是像文化部每年申請到的補助金額不定,且必須和其他設計領域一起競爭,莊國琳希望相關政策是否有機會日後再做進一步的調整:「在英國是不會發生時尚設計要和工業設計、室內設計甚至是做動畫的一同申請同樣項目的補助,而且也不太可能發生同樣的評審,去評不同業界的專業,因為隔行真的如隔山,很多業界的問題,只有在業界待過的人,才會知道問題所在。我們之前就曾發生過由通訊背景的人來當我們的評審,這在倫敦時尚界幾乎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我覺得政府有難處,因為才開始發展文創,而且文創的種類很多,政府需要全部都照顧到,因此政府仍需要時間去學習摸索,這個也不能怪政府,因為任何一個成熟的產業政策都是需要慢慢去調整的,30多年前,台灣推動科技產業發展,也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慢慢一路調整的,現在科技業則變成很成熟的產業,其實任何政策不可能一次到位,國外政府情況也一樣。」

莊國琳認為,和早期相比,現在的年輕創業者確實多了許多資源和管道,不過仍然必須向前看,持續改善不足之處:「以前沒有文化部,資訊也不發達,現在大家都知道怎麼參展。紡拓會其實也帶他們四處去參展,紡拓會其實做蠻多事的。要走到國外,還是要靠政府的力量,因為當地的人會相信政府帶來的設計師,而且跟政府出去參展會有保障,也絕對是對的。我覺得現在是有心在做,這樣是好的,相對於台灣政府的其它部門,早期文建會的整體經費較少,所以補助較少,現在已經是個『部』,經費比以前多很多。但是我覺得要去思考的是,時尚的下一步是要有時裝週,要有一個超然的單位。」

英國獨立運作的時尚協會British Fashion Council

2年前,本文談論的議題,其實莊國琳已經在一場名為「Why can’t we say “YES” to Wu?投資趨勢座談會-時尚設計產業」的講座中談過,當時他引用了許多國外支持時尚產業的例子,卻被在場的創投批評為都把責任推給政府,當初決定出來創業就應該要做好冒風險的心理準備,但他表示,自己只是分享自己所見所聞,希望藉此能給台灣的產業改革一點啟發,畢竟產業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成熟的設計師都己經無法解決產業的問題了,更何況年輕新銳設計師,尤其像工廠外移,打版師及裁縫師斷層等問題,真的只能靠政府的政策去輔導,產業才有希望,投資者才會願意投資,要不然大環境不好,投資者非常有可能投一個倒一個,因為品牌絕對需要長時間去塑造。

但台灣的創投多半不像L Capital Asia基金操作者(LVMH Moet Hennessy 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旗下的創投公司)那樣,知道精品需要長時間的投資,台灣創投多半較短視,想很快獲利了結,轉手賣出,然而因為新銳設計師品牌不容易做成功,到時候創投會因為短期內看不到成效,他們只會怪罪設計師品牌,覺得設計師品牌不是很好的投資標的,這對產業的日後發展,絕對有很大的殺傷力,所以大環境問題不解決,很多問題還是會一直存在。

陳劭彥作品曾多次進入倫敦時裝週的Digital Schedule 官方日程表中展出(圖/SHAO YEN提供)
陳劭彥作品曾多次進入倫敦時裝週的Digital Schedule 官方日程表中展出(圖/SHAO YEN提供)

多年來都陪同陳劭彥進行品牌推廣及發展的莊國琳,對於獨立運作的英國時尚協會(British Fashion Council,簡稱BFC)頗有研究,該協會邀請時尚媒體、知名部落客、觀察家、產業專家等等相關人士擔任評審,審核每一季能夠登上倫敦時裝週「on schedule」伸展台的品牌,與Burberry等國際精品並列表定行程當中。On Schedule又分Show Schedule及Digital Schedule,倫敦時裝週分為英國時尚協會官方日程表上的「on schedule」和不在官方日程表上的非正式單元「off schedule」,比較出名的「Fashion Scout」就是「off schedule」的其中一個單元。另外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品牌,他們會在時裝週期間自己租場地,策畫屬於自己的活動,或是透過Sales Agent舉辦展銷會,並不會和BFC合作:「因為不想繳交那筆金額不小的報名費,而且這些品牌己經有自己的穩定客源,只要將訊息通知全球買家,你的品牌展示時間及地點,Buyer就會來看新的Collection。所以你會看到倫敦時裝週期間是整個城市都很熱鬧。」莊國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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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台灣時尚設計界有幾位旅英的設計師,被媒體稱為「旅英幫」,一個接一個在倫敦時裝週發表,原因在於倫敦時裝週是4大時裝週裡,對新秀最友善的舞台,莊國琳認為這很像台灣的棒球選手,一個一個在美國職棒大小聯盟四處征戰的情況類似,若從正面來看,這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為他們可以像棒球選手一樣,將國外看到的業界情況,包含產業政策、流行動態及時裝週的觀察,帶回台灣,這對未來的時尚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莊國琳接著表示,倫敦時裝週之於倫敦這個城市,是相當重要的城市大事件,倫敦市長也會參與,所有的大大小小明星都會參與,所有大大小小的媒體也都會報導:「他們把時裝週當做嘉年華會來看待,若你去看Burberry的排場就可以略知一二了,而且倫敦市政府也是贊助單位之一。台北有台北購物節,也有台北魅力展,若將2個活動整合在一起,或許會有更不同的火花,但這個只能靠政府的重大政策去調整。」

莊國琳覺得台灣可以用「政府重大政策」來推動台北時裝週的成立,將它變成一個旗鑑發展計劃來執行,可以類似像「國發基金」去支持生技產業的方式,來支持時尚週的推動,這樣時尚設計就會有很大的希望;另外也要有前輩設計師或是有影響力的時尚前輩出來帶頭喊,甚至要有屬於『教育文化委員會』的立法委員出來支持,集合這些人的力量,比較有可能提前達成夢想:「不然我們這些做晚輩的,其實是不夠資格也沒有份量去做這些動作,我覺得明年世界設計之都在台北是一個很好的時間點,可以把它設為台北時裝週元年。」

如果有時裝週的話我們可以這樣做…

「台灣如果沒有時裝週,還是一樣會有通路的問題。」莊國琳表示,有時裝週,可以提前讓國外買單,設計師經營品牌也不會那麼艱辛,更能根留台灣,甚至進一步成為城市行銷的一部分。他也和我們分享,中國大陸目前已有20多個時裝週:「中國大陸就是很肯投資,每個城市獨立做自己的,因為他們知道時裝週對城市發展的重要,不管是國內的發展還是國際上的交流都是。像哈爾濱時裝週直接出機票跟住宿邀請國際設計師去那裡辦秀,劭彥在英國的朋友像Kristy Ward及David Longshaw夫婦檔設計師也有去,除了邀請國際設計師之外,也邀請買手、時尚媒體還有重量級的時尚人士出席,為了是打響哈爾濱時裝週的品牌知名度。這是因為政府有經費舉辦,然後在地的企業跟國外企業都會贊助,而且他們市場夠大。很多地方都是賓士掛冠名贊助。企業是很挺中國設計師的,有一些在國際固定參展的中國設計師,是由中國企業或是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外商固定贊助。」

2015年台北魅力展春季展(攝影/Yuling Chiu)
2015年台北魅力展春季展(攝影/Yuling Chiu)

莊國琳認為,若有企業願意冠名贊助,作為財團法人的主辦單位紡拓會就不必那麼辛苦四處張羅經費:「因為TIS規模不太大,所以很多國際大品牌也會想說我幹嘛贊助你,但如果格局大一點,可以吸引到國外媒體、國外名人來,我想他們也會很有意願的贊助,因為可以看到效果,畢竟每一分錢對每間公司都很重要,而且他們也要向他們的股東及董事會交待。」他說,台灣目前的名人在亞洲相對還是頗具影響力及號召力,若能成功號召這些人共同響應,對時尚產業絕對是加分的,假如有一天能讓周杰倫、張惠妹、蔡依林、金城武等大牌明星來出席支持台北時裝週,台北時裝週在亞洲就會很有影響力了:「我知道這很難,也有點像天方夜譚、但不做又怎麼知道沒有機會,很多事都是做了才會知道,不走出第一步,就永遠沒有機會。」

此外,做出與其他城市時裝週的區隔性和特色也非常重要,觀察過香港時裝週(香港時尚薈萃)的莊國琳說,香港時裝週的特色在於,每次都會開放全球新銳參加,各國具有實力的新銳設計師雲集,然後給予全部經費的贊助(包含機票住宿參展費等),自然也會吸引各地的粉絲及國際媒體關注。

中國大陸就是很肯投資,每個城市獨立做自己的,因為他們知道時裝週對城市發展的重要,不管是國內的發展還是國際上的交流都是。

「關於『台北時裝週』這個名稱,TIS也很想改名啊,他們也很想做些事情,可是職權不足,但詳情他們自己也不敢說。要辦時裝週的話,主辦單位至少要有層級一點,比較好做事,我覺得就政府組織架構來看,應該會卡在這是屬於經濟部還是文化部的職責範圍,還是屬於台北市政府的工作。台灣最大的問題還是這個,因為這樣沒有辦法吸引國際的人來,都晚半年。中國大陸很多城市雖然都是自己辦,但最後還是跟政府有關,因為各自代表自己的城市。」

語到此處,莊國琳說,每次講這些,到最後聽起來似乎都很辛酸及無奈,但他認為還是會有改變的一天:「很多台灣的人會覺得我穿非名牌或是相對便宜的服裝,是不是不符合某些隆重的場合,但那真的就只是一個觀念。」

「還記不記得,英國凱特王妃除了在與威廉王子的世紀婚禮時穿Alexander McQueen的衣服,造成世界時尚迷及非時尚迷的關注之外,她還會常穿英國平價品牌像Top Shop的衣服出席重要場合,而且貴為王室的人還重複穿,說直接一點,那就是凱特王妃有時候是為了支持英國品牌而特別穿的,因為她知道她有這個義務去做領頭羊,就像黛安娜王妃一樣。台灣的政商名流,如果有這種觀念,而且能夠帶動這種風氣上來的話,台灣時尚產業就有可能漸漸翻轉。但我覺得那真的是需要不算短的時間去發展。」莊國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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